平博-沙尔克面临伤病困扰，胜利难以为继

admin 阅读：43 2024-09-17 04:30:35 评论：0

　　有关“伊犁最后的红军”

　　编者按：

　　这段时间，有关长征的话题被人们津津乐道。

　　电视上，各种有关长征和红军的纪录片，网络上，各种有关这个话题的史料林林种种，从哪些熟悉的地名，熟悉的战斗，熟悉的面孔里，从哪些发黄的报纸，模糊的视频，陈年的记忆里，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岁月又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

　　那些艰难的行走，那些震撼的抗争，那些有关命运与道路的争辩，那些牺牲，那些博弈。

　　很多人深思，很多人唏嘘。

　　2016年8月摄于延安

　　这个时候，才能深刻地感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个时候，才能对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切实的感受。

　　远去了鼓角争鸣，告别不休的征战，几十年前的历史恍如烟云，又无比清晰，记住历史，就是记着我们的初心。

　　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行。

　　想起近十年前，我还在做着伊犁晚报周末版的时候，一期有关伊犁红军的报道，翻出，多年以后，那些慈祥的面容还在吗？我们怀念并尊重，以飨读者（以下资料均为2008年文字，保留原貌，未做改变）。

　　听雨斋主人

　　1，晚报周末·焦点话题《伊犁最后的红军》策划前后

　　2，晚报周末报道《伊犁最后的红军》报道原文

　　2016年8月摄于延安

　　一组迟到了五年的报道

　　晚报周末·焦点话题《伊犁最后的红军》策划前后

　　8月2日，伊犁晚报周末版“焦点话题”继《当生命亮起红灯》、《伊犁在外的创业者》、《伊犁旱情报告》之后，在建军81周年之际，推出了5个整版的全景式报道——《伊犁最后的红军》，报道刊出后周末反馈热线13999591110接到众多读者来电，表示了对此组报道的肯定，认为这些文章写的非常及时，帮助很多人重温了那段红色的记忆，也留存了珍贵的历史一页。

　　其实，作为此组报道的主要策划者，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是一组迟到了5年的报道。

　　五年前，曾在州电视台工作过的同行胡瑞调到了州老干局工作，一次闲聊中，我从他那里得知，在伊犁州生活的老红军正在逐年减少。当时州直范围大概还有十位老红军，老红军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媒体有责任留存在他们的口述笔录，进行专题采访，当时我正处于事业心最强的时候，在职业冲动下，我立即着手策划和采访。但是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这些老红军大多生活在乌鲁木齐，采访多有不便，加之关于这些老红军的资料极为有限，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另外，当时的工作任务比较繁重，大多记者为了出稿件都采取“短平快”的方式进行采访，我也不能免俗，于是，这桩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采访在我“雄心勃勃”了一阵之后就搁浅了。

　　没想到，这一放就是五年。

　　2016年8月摄于延安

　　这中间，我曾多次直接或侧面听说过一些关于这些老红军的故事，知道他们耿直、乐观、倔强，更知道他们在日益老去……直到今年，晚报周末版在报社领导大力支持下顺利推出。定位于深度报道新闻核心和全景展示新闻全貌的周末版面“焦点话题”正需要类似的题材，于是七月份，经过详细策划，慎重部署，伊犁最后的红军选题正式确定，因为我还有其他重要工作，记者姬存利和卢钟被安排进行采访，他们一个长于沟通、相对老练，一个勤于联络、文笔流畅，搭档起来应该可以顺利完成。接下来得到报社领导支持，姬存利7月26日赶赴乌鲁木齐现场采访当事人，卢钟在伊犁做外围采访，乌鲁木齐的被采访人年事已高，最年轻的82岁，最年长的95岁，沟通非常困难，但还算顺利。卢钟的采访却相对困难：先后到州老干局、州档案馆、州史志办、州党校图书馆、州社保局等处查询，除了一个短短的名单和每人不到六十字的简单描述外，文字材料几乎没有。后来经多次调整采访思路，以及动用多种关系，依然无法弥补这方面的资料（比如老红军改革的演变，老红军和平时期的工作生活，组织和有关方面对下一代人的看法，这些是这次报道的缺憾）。

　　2016年8月摄于北京

　　经过编辑陈英鸽的精心编排，以及两位年轻记者的用心写作，这组报道虽然并不完美，但打动了很多人，因为我们毕竟做了一件别人都没有做的事情，给这些“爬雪山、过草地，踩过敌人肚皮”的老红军在有生之年留下了一些珍贵的文字资料，也许这就是明天的历史。

　　2008年8月2日

　　2015年12月于乌鲁木齐与老红军张生富合影

　　伊犁最后的红军

　　刘可桑夫妇和小孙女合影

　　为革命身上挨过20个枪子

　　刘克桑是22岁时在家乡湖南省龙山县参加红军的。那时，他的父母都已因病去世，参加红军的哥哥也在一次掩护部队转移时不幸牺牲了，家里穷得什么也没有。

　　参加红军不久，刘克桑所在的部队即被编为红二六军团十六师四十八团，因大多数人是从龙山县入伍的，也叫“龙山独立团”。开始，刘克桑在营里当通信兵，后来在团里当上了通信班长。

　　1935年11月，刘克桑随部队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长征过程中，队伍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几乎天天都要打仗。“龙山独立团”1300多人到陕北时就只剩下100多人了。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刘克桑负了7次伤，身上被打了20个窟窿。尽管如此，刘克桑仍乐观地表示，和那些长眠在长征路上的战友相比，自己幸运多了。

　　留双草鞋给老蒋作纪念

　　在刘克桑的记忆里，长征途中，很多时间都在跑。可要说跑得最快最累的，要算抢占金沙江渡口了。当时，刘克桑所在营的任务是赶在敌人大部队到来之前，把在金沙江渡口的小股敌人消灭掉。

　　从接到命令开始，刘克桑和战友就一路小跑，几乎没有停歇。当时，有很多战士又累又困，跑着跑着就睡着了，直到碰到前面人背上的枪才猛地惊醒。有的人跑得直哭鼻子，最后腿都跑麻木、僵硬了，必须先用双手撑在地上，然后才能坐下去。20个小时，刘克桑他们硬是跑了120公里。当深夜赶到金沙江边时，敌人还在睡梦中。偷偷渡过江去，刘克桑和战友三下五除二就把敌人哨兵的枪缴了，冲进敌人睡觉的房子，不到十几分钟，没费一枪一弹，所有的敌军乖乖缴械投降。

　　天快亮的时候，大部队来了，1万多名红军顺利过江。直到刘克桑和战友离开，国民党的大部队也没能赶来。当时有位战友说：“这个老蒋一路上追了咱们几千里，也没什么好东西留给他，就留下一双草鞋给他作纪念吧！”于是，好多人就把已经穿破了的草鞋顺手甩在地上，哈哈大笑着离开了金沙江。

　　2016年8月摄于延安

　　无边的沼泽吞人不吐骨头

　　刘克桑认为，与雪山相比，表面风平浪静的大草地危险更大。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加上草地气候变幻莫测，隐藏着不少吞噬人的沼泽。常常看见有战友陷进去了，旁人立刻伸手去拉，双双牺牲。“茫茫大草地根本辨不清方向，起初还有先头部队竖好路标，后来根本就不需要了。期间，我几次掉队都顺利赶上了部队，沿途无数牺牲的战士成了最好的天然指路标！”刘克桑说到这儿有些哽咽。也许在老人尘封的记忆里，还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和痛没给记者讲述。

　　刘克桑一个同村入伍的战友就牺牲在了沼泽中。当时，那个老乡就走在刘克桑的后面，刘克桑听到他的呼叫回头看时，他的半个身子已经陷进沼泽了，很快整个人就全陷进去不见了。“我看着草地上冒出的水泡，当时就大哭起来。”提起吞人不吐骨头的沼泽，刘克桑就恨得牙根直痒痒。

　　2016年8月摄于延安

　　皮带也能吃出肉味

　　其实，我们当时最大的敌人不是国民党军队，也不是险恶的自然环境，而是缺衣少食，绝大多数战士都是饿死、冻死在长征途中的。

　　一天晚上，刘克桑所在通信班背靠背围坐在一起，草地上太潮湿，大家又冷又饿无法睡觉。刘克桑是班长，想给大家搞点吃的，可环顾四周，附近除了草就是水，根本没有办法可想。坐到后半夜，饿得实在坐不住了，他起身踱步，宽大的裤子不时地下滑，提裤子时碰到腰间的皮带，他心想，皮带是牛皮做的，烤一烤吃准能充饥。“吱吱”一阵响过后，刘克桑刮去皮带表面的一层黑灰，闻着还挺香，放在嘴里嚼了嚼，还真有点肉味。于是，他高兴得大叫起来：“来，吃牛肉了，这牛皮带能吃！”听说有吃的，大家一下子来了精神，都来抢着吃，并说：“香，太香了！沙尔克面临伤病困扰，胜利难以为继你还真能想办法！”于是大家把刘克桑的皮带一截一截烤着吃掉了。

　　在追忆这些经历时，刘克桑无比感慨地说：“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团结互助、友爱无私的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红军才能战胜一切困难，胜利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成为后来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中坚力量。”

　　采访结束了。一道美丽的晚霞透过窗玻璃，映在老人脸上，那张经过二万五千里征途洗礼的脸上显出了特有的神采，那是长期战火锻炼出来的刚毅和稳健，那是岁月沧桑镌刻出来的信念和坚强。

　　刘克桑个人简历：

　　1913年3月出生，湖南省龙山县人。1935年3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解放后先后任伊犁州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农四师副师长、伊犁州副州长。1980年10月离休后，曾回老家长沙市老干部休养所生活过两年，但因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他和老伴于1983年又回到新疆乌鲁木齐居住，直到现在。目前，95岁的刘克桑是伊犁州年龄最大的老红军。

　　杜修德：誓跟共产党打江山

　　杜修德夫妇合影

　　杜修德：誓跟共产党打江山

　　7月29日中午，雨后的乌鲁木齐市空气清爽微凉，正是老年人歇息的好时候。自治区老满城干休所一幢小院门口，89岁的杜修德老人拄着拐杖等待记者。杜修德的老伴告诉记者，自从上午接了预约采访的电话后，老人的情绪一直处在焦虑和兴奋中。

　　握手时，杜修德似乎要把全身的力量都倾注在与记者相握的手上。因为记者是他的听众，是他回首往事的窗口，是他激情燃烧岁月的又一个见证者。

　　在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一摞被裁成64开大小的白纸，那是杜修德为记者提问准备的——在历经战争年代的枪炮轰鸣和89年岁月后，老人几近失聪。无法和记者以正常的问答方式进行。于是采访便这样开始了：记者在纸上写问题，老人讲述。就在这种特殊的交流中，记者逐步拼接起那一个个炮火连天的情景，终于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当年那一幅幅激烈悲壮的画卷。

　　1935年9月杜修德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到红军总司令电台任勤务兵。1941年，从通信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三五九旅任通信兵。

　　“您记忆最深刻的战斗是什么？“杜修德抬起头，仰望上方，缓缓吐出两个字：长江。他说，1944年三五九旅奉命南下，部队通过河南、湖北大梧山刚过长江和新四军第五师会合时，日本鬼子压上来了。“大部队都在我们怕什么，狠狠地揍小鬼子一顿。那天，我们彻夜未眠，打了整整一个通宵。”谈到当时的情景，杜修德不禁兴奋起来，声音都忍不住提高了。“打完仗休整时，附近群众纷纷给战士们腾房子铺稻草，把战士当成他们的亲人，问长问短，说这里就是沙尔克面临伤病困扰，胜利难以为继你们的家。”这些暖人心的话，杜修德至今记忆犹新。

　　2016年摄于延安

　　1946年6月，在湖北宣化店被国民党包围时，杜修德任三五九旅八团电台队长。在无后方的严峻形势下，想要突破具有数倍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情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突围期间，杜修德与电台不可分开，白天行军一起走，夜晚宿营同屋住。他说：“在那个非常时期，需要知己知彼，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知彼’，把敌情弄清楚了，部队首长就好下决心了。”后来，杜修德与战友不仅成功截获了敌人的一份密码电报，而且出色地完成了上级通信联系的任务，使得部队得以顺利突围。

　　2016年8月摄于延安

　　杜修德说，从16岁参加革命跟共产党打江山到现在，这么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无论在工作岗位上还是离职后，始终愿意把“为党分忧、为民谋福”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坚持“一辈子做好事”，实践毛泽东当年所提倡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回顾这一辈子，记住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走出客厅，蓦然回首，沐浴在七月明媚阳光里的杜修德老人，仿佛依然是70多年前那个敢作敢为、英勇无畏的热血青年。

　　杜修德个人简介：

　　1919年2月出生，陕西省子洲县人，1935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伊犁州交通局副局长，1980年5月离休。

　　2016年8月摄于延安

　　铮铮铁骨张生富

　　2015年12月摄于乌鲁木齐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岭！”

　　——摘自歌剧《星星之火》中的唱段

　　7月29日下午，当张生富神采奕奕地坐在记者面前接受采访时，真看不出来，这位老人已是89岁高龄了。

　　丰富的人生阅历，铸就了张生富宽阔的胸襟和开朗的性格。善良、平和的他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永远年轻，永远充满进取的活力和旺盛的斗志，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生活状态。

　　虽然张生富已年近九旬，但他的身体却很健康。身为老红军，张生富对长征的记忆侧重于革命后方，因为他没有上过前线，一直在地方担任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于是，记者的采访更多地放在了他在陕西老家和在伊犁生活工作中的一些难以忘怀的事。

　　2016年8月摄于延安

　　子长县的来历

　　张生富告诉记者，自己的老家子长县与志丹县一样，是分别以陕北红军及西北根据地创始人谢子长和刘志丹的名字命名的县城。

　　70多年前，这两个县都曾有过“红都”的美誉：子长县即瓦窑堡，志丹县即保安县。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先后在这两个地方各驻扎半年，留有大量革命旧址。

　　“一杆杆红旗插山顶，刘志丹山里喊一声，前后川里齐呼应。”如今虽然听不到这首70多年前的民歌了，但它一直深藏于张生富的心底。

　　张生富回忆说，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在当地影响很大。1932年2月，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举起揭竿起义的旗帜，陕北游击战争在10多个县境迅速展开。1935年5月，陕甘边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当地老百姓认的仍然是陕北游击战争中的红军。此后，西北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发展到近万人，建立了20多个县的苏维埃革命政权，为红军长征立足陕北提供了坚实的落脚点。

　　32岁当上县委书记

　　1951年，身为陕西临潼任农会主席的张生富，主动报名成为首批进疆干部。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张生富坐卡车艰难跋涉了一个月后，来到了伊犁。在草草安顿好家人后，张生富就和另外两名干部一起来到了“天马的故乡”昭苏县，并立即投入组建县委和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中，成为了昭苏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他只有32岁！

　　初到昭苏县城，那里的汉族同志屈指可数。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张生富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赛福鼎到昭苏检查工作时，称赞张生富是他见过维吾尔语说得最好的县委书记。

　　清官之誉永载史册

　　张生富在特克斯县留下了“清官”的美名，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在特克斯县史志中，记者看到一篇名为“廉洁奉公铁骨铮铮”的文章，记载了张生富的这段经历。其中有一段描述，让记者心生敬佩之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正是浮夸风盛行的日子，上级层层压指标，提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他坚持真理，反对不切实际的吹牛浮夸，为此他在上级召开的会议上受到批评，被扣以“右倾、保守”的帽子。1961年因拒绝卖“过头粮”而被责令停职检查。上级领导在特克斯召开对他的批判会时悄悄暗示，如果检查得好，仍可任书记。他拒绝检查，说：“官位可以丢，假话说不得。卖过头粮，种子不够，何以下种？口粮不够，百姓何以生活？饿死人谁来负这个责？”情愿丢官当“右倾分子”也不说假话的行为，表现了一位老红军、一位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为此，他被免去职务，真的丢了官。特克斯的各族人民没有忘记他，至今老人们仍在说，张生富是清官，是好官，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张生富告诉记者，他被罢官那年，特克斯县没有饿死一个人！

　　张生富个人简历：

　　1919年1月出生，陕西省子长县人，1935年5月参加革命，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地方担任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曾任陕西临潼任农会主席、伊犁州昭苏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伊犁州特克斯县县委书记等职务。1979年7月，离休后定居乌鲁木齐市。

“红小鬼”陈林勃

　　陈林勃有着传奇般的经历，9岁就参加革命，12岁爬雪山、过草地。如今，当年的“红小鬼”已经85岁了，精神矍铄、行动自如的他由于脑萎缩，已经成了标准的老小孩，整天乐呵呵的，似乎与苦难的过去和世间的一切烦恼都划清了界限。可看到他望着五星红旗炯炯发亮的双眼，记者坚信，这名共产党的好儿子什么也没忘却，他只是把以往的种种融进了自己的血液中。

　　陈林勃的夫人陈凯贤很热情，给记者讲述了他传奇的那段历史。

　　红军就是他的家

　　陈林勃1923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4岁就成了孤儿，流落街头，讨饭为生。1932年，红军来了，他听说红军对穷人好，就从地主家跑出来参加了红军。记得当时连长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陈林勃说为了不挨打、不挨饿。连长笑说，答得好，挨打是政治压迫，挨饿是经济压迫，红军就是穷人的队伍，反压迫的。就这样，陈林勃当上了连长的勤务兵。

　　1935年，他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前，曾担心“红小鬼”年幼体弱，就动员他们回家或者留下来打游击。“不行！”当时，陈林勃和他的小战友们找到部队首长，滔滔不绝：“干革命有年龄规定吗？大人能革命，小孩就不能革命？你们大人腿长能远走高飞，我们这些短腿一样能与你们一起走！”看着这些劲头十足的“红小鬼”革命热情这么高，组织上只好同意他们跟随红军打天下。

　　2016年8月摄于延安

　　“红小鬼”决心当飞毛腿

　　长征跋涉不分白天夜晚，每天行军都在八九十里到百十里开外，有时甚至更急。“红小鬼”陈林勃当时下定决心，要当飞毛腿。可事实上，他必须使出加倍的力气才能跟上队伍，他比普通战士走起来更紧张、更疲劳、更艰苦。但靠这股精神头撑着，从小吃苦干活的陈林勃还真的跟上了这个收留他的大家庭！

　　“陈林勃告诉我，那时他自己哭过鼻子，也有咧嘴叫受不了的时候，但终于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咬紧牙关，在连长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仍然一步步翻过了雪山，一步步走过了草地，实现了长征开始时的誓言，没有丢脸。”说到这里，陈凯贤露出了微笑，那是为自己丈夫感到自豪的微笑。

　　曾被误当死人装进小棺材

　　陈凯贤说陈林勃福大命大，子弹从他的头上飞过，打飞了帽子，他却毫发未损；马屁股被炮弹炸掉了一半，骑在马上的他却安然无恙；出生入死，身上却奇迹般地无一弹痕。最险的一次，饿得奄奄一息的他曾被误当死人装进小棺材，幸好被好心的战友及时发现才保住了性命。

　　1936年11月8日，他们的部队到达甘肃省会宁县会师，整编为八路军。陈林勃在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麾下担任一名勤务兵，1942年担任营长，1945年任团长。1948年，陈林勃与陈凯贤缔结姻缘。

　　2016年8月摄于延安

　　在哪工作都是革命需要

　　“在哪工作都是革命需要。”这可以说是陈林勃一生的座右铭。为了革命事业，1948年，他把妻子独自留在前线担任报务员，差点成了敌人的俘虏。为了支援边疆，1955年本来已经调往上海的他却在一星期内“变卦”，主动申请去新疆工作。而当时，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妻子陈凯贤不仅身怀六甲，还正在学校上学。

　　陈凯贤埋怨说，由于种种原因，陈林勃到新疆很长时间都无人知道他是红军，他也不好意思提。直到1984年离休，他还是团级干部。

　　陈林勃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新疆工作，牺牲了很多应得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子女也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照顾。然而直到今天他们一家人都怀有一颗感恩、知足的心。1945年就参加革命的妻子陈凯贤感慨万千地告诉记者：“一提起这些，林勃总是说，‘是共产党、是红军救了我这个孤苦无靠的孩子。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哪有我的今天啊。’”

　　在妻子陈凯贤向记者讲述时，陈林勃始终微笑着，慈祥的眉眼间难掩刚强和坚毅。

　　陈林勃个人简历：

　　1923年11月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1932年12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经历了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为支援边疆，1955年从北京来到新疆，先后在自治区邮电管理局、伊犁州邮电管理局、伊犁州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工作，1984年12月离休后定居自治区老满城干休所。

难忘历史

　　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离我们越来越遥远。远赴乌鲁木齐采访回来的记者讲述那一幕幕感人的细节时，我惊诧于这些经历风雨的生命的顽强，也深深为我们迟到的采访而自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记住那些本该忘记的，却遗忘了那些本该记住的，难道这就是当下这个“快餐社会”的悲哀吗？本周“焦点话题”关注的“伊犁最后的红军”，为的就是给这些老人留下最后的口述笔录。也许我们记者的文字不够成熟或尚显稚嫩，但我相信记者的感情是真诚的，我们的记录只是为了这段不能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