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博-策略较量：教练团队为胜利而摸索

　　【编者按】谨以此文纪念4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诞辰147周年。

　　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吗

　　包毅 田启波

　　在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曾经是列宁的坚定的支持者，和列宁一道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到了世纪初期，当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时，普列汉诺夫为了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对立，开始转到孟什维克，对列宁的革命理论进行各种责难。而责难的焦点是列宁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走向了布朗基主义。按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就是“我们现在最杰出的布朗基主义者列宁代表的是过时的革命观点的代表，早已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了”。［1］(P74-75)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列宁革命理论就被一些人指责为具有布朗基主义的倾向，近些年国内有学者也撰文指出：“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2］(P5)那么，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吗？列宁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吗？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

　　科学还是盲动——

　　普列汉诺夫论列宁的

　　布朗基主义倾向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所需条件还不具备时就主张通过暴力革命，使俄国跳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这实际上继承了“民意主义的衣钵”是在“最严谨的正统思想的幌子下偷运进自己的布朗基主义的私货”。［1］(P183)作为第二国际的权威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为什么给列宁扣上“布朗基主义者”的帽子并大加反对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俄国经济落后使社会主义革命是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的事情。普列汉诺夫通过引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内容来说明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当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那时社会革命就要爆发了。当时，俄国经济非常落后，不仅吃沙皇专制制度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头。俄国当前的任务绝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而恰恰是要和资本主义联合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普列汉诺夫还提醒列宁注意恩格斯的一句话：“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灾难莫过于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时候就夺取政权。”［3］(P24)二月革命后，列宁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系统地提出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路线。普列汉诺夫意识到《四月提纲》的重要性，攻击“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是在说梦话。”［4］(P114)俄国当时生产力水平太低，经济极端落后，是“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的”。［3］(P22)因此，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其次，列宁的建党原则是布朗基密谋主义的翻版。普列汉诺夫通过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布朗基主义的评价是：“布朗基把任何革命都看成是人数很少的革命者的爆发，自然应当得出成功以后必须实行专政的结论，不过这不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而是为数很少的人的专政。”［5］(P197)列宁建党的组织原则是布朗基式的“极端集中主义”，实行这种集中制的结果是少数党的领袖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策略较量：教练团队为胜利而摸索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从而扼杀了党内民主，形成“官僚集中制”与密谋家的独裁。在这样的组织领导下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少数革命家的专政，“追求这种专政就有使列宁的这部分党变成像布朗基们和布朗基主义者们一样的阴谋家的团体的危险”。［5］(P238)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不懂得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重要作用，策略较量：教练团队为胜利而摸索他们的计划只有阴谋家在活动。［1］(P74)所以，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同俄国的布朗基主义，即已经不存在的“民意主义”是根本没有任何区别的。

　　再者，用武装起义的方式夺取政权是“冒险性的游戏”，具有布朗基式的空想主义性质。普列汉诺夫反对在革命阶级的解放运动中把暴力说成是行动的方法，“实力永远是产婆”，［5］(P47)因此，无产阶级应该致力于慢慢积累革命力量，当无产阶级到了“人多势众”的境况时，革命自然就会成功了。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布朗基主义者历次起义失败原因是法国的秘密团体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而俄国现在的情况是“群众在政治方面大都还是没有觉悟的”，［5］(P282)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准备胜利，而不是发动武装起义。普列汉诺夫对于列宁主张的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武装起义的主张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列宁的策略超越了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斥之为“恐怖主义”、“头脑发热”。在1905年革命高潮时期，普列汉诺夫认为列宁极力倡导的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是不合时宜的，“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天性难移的阴谋家和桀骜不驯的革命者布朗基在年扮演过这种角色”。［5］最后，由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具备，十月革命最终要归于失败。普列汉诺夫在公开信中不得不承认十月革命是工人阶级的胜利，但是他仍然抱着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不放，认为十月革命得不到占俄国居民绝大部分的农民的支持。在他看来，“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他们并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其次，将来农民得到地主的土地以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将不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3］(P609)针对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寄希望于欧洲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以此来支持俄国的革命事业，普列汉诺夫指出，“德国人不可能完成将由俄国人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3］即俄国革命得不到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响应，其结局必然是“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把胜利推迟到遥远的未来”。［3］(P465-466)总之，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应当把“有权取得的布朗基主义的称号加在”［1］(P76)列宁身上，列宁与布朗基主义有同样的“阴谋”，同样的“武装起义”，同样的少数人“夺取政权”。俄国社会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人为制造出来的，而不是俄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

　　解构还是发展——

　　列宁和布朗基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一般性考察

　　应当承认，列宁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与马克思设想的在发达国家同时胜利有不同之处。因此，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责难对列宁的革命理论具有很大“杀伤力”。要回答普列汉诺夫的责难，必须对列宁和布朗基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一番深入的考察。

　　布朗基是法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许多秘密团体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一生用他自己说过的话来概括就是“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为止”。［6］(P152)布朗基主义是以布朗基思想为核心形成的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思想派别，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政治上的冒险行动，即主张用极秘密的方法、极严格的纪律将少数知识分子、工人组织起来，举行突然的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革命家的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热烈地赞誉布朗基，称他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7］(P128)也明确表示不赞成布朗基那种搞密谋和突击的斗争方法。

　　列宁对布朗基主义是在批判的基础上有某些借鉴的，但列宁的革命理论与布朗基主义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列宁对布朗基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始终都是持批判态度。早在1897年，列宁就明确指出“社会民主党人不相信密谋，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就是极大地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意味着选择了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8］(P440)在列宁看来，“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不应当是组织密谋，而应当是教育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遵守纪律，组织无产阶级，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鼓动，痛斥专制制度的一切表现”。［8］(P440)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对于怎样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作了重要论述：“起义要获得成功，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9］(P235-236)与布朗基忽视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不同的是，列宁“更乐观地看待农民，以至于他可以自称为第一个提出在政权中联合农民的马克思主义者”，［10］(P100)把农民看作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又适时地提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11］(P207)因此，普列汉诺夫把列宁与布朗基主义划等号，混淆列宁与布朗基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不符合事实的。

　　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一文中写道：“我们只知道一种无产阶级的科学，那就是马克思主义”。［12］(P244)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总判断：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在列宁看来，“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3］(P332)列宁还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块理论基石，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4］(P44)“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14］(P46)作为马克思最忠实的学生，列宁在革命实践中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还密切结合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总起来说，布朗基主义“夸大了少数‘优秀人物’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贬低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15］(P248)利用密谋组织所发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革命，只有革命的本能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列宁的革命理论与之有着本质区别。列宁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列宁“是真正的布朗基主义者，你们的策略观点中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1］(P22)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三

　　偶然还是必然——

　　对俄国社会主义

　　革命性质的回答

　　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也是普列汉诺夫指认列宁为布朗基主义者的重要论据。针对普列汉诺夫的诘难，列宁从理论上予以系统的回答。

　　普列汉诺夫所谓的十月革命“搞早了”、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正统的”观点出发，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列宁恰恰不是这样教条主义地理解和搬用马克思的观点。他对俄国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具体分析：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16］(P294)二月革命后，掌权的临时政府没有满足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和平、民主、自由”的愿望，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对内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无力扭转社会的混乱局面。面对着这样特殊的形势，广大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失去了信心，转而支持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明确提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7］(P777)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以，十月革命不是偶然，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建立了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与布朗基只注重“家族社”、“四季社”等秘密革命组织的作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布朗基的这些秘密革命组织不是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同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政党，而只是一些脱离群众的革命小团体，因而它在斗争中就必然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缺乏战斗力，不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孟什维克主张实行自治制，他们只承认党组织的权力，不承认党中央的权力，主张党组织实行彻底的各自为政，把党变为组织松散的、无严格纪律的类似社团的机构。对此，列宁主张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其基本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更坚固的组织”，即“行动一致”、“团结一致的党组织”。［18］(P59)在列宁看来，集中制与组织性同义，“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19］(P121)只有遵守极严格的纪律，“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20］(P249)只有这样才可以组织一个有力量、有执行力、行动一致的政党。但是，列宁所主张的集中制不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布朗基式的“极端集中主义”。列宁说：“集中制”有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而布尔什维克所实行的则是民主集中制，即“党是根据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处理或者通过代表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领导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19］(P249)所以，“他主张的集中制是‘民主制’的集中制，民主是对集中性质的说明和规定，即按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的集中制”，［21］(P178)它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组织原则的体现，反映了党的活动的根本规律，保证了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

　　对于无产阶级采用何种策略，列宁从来都是依据具体的情势采取不同的斗争手段，“由于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22］(P220)而不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唯暴力论”。俄国“六三”政变后，针对党内“召回派”提出的反对党参加杜马、工会等合法组织和进行合法活动的观点，列宁提出了将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将结合的原则，还特别强调，“议会制度是启发、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手段之一，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19］(P72-73)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革命浪潮普遍高涨，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许多城市的苏维埃获得了多数，反革命势力都极其厉害地动摇起来，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及时地做出了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英明决断，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十月革命后，列宁寄予很大希望的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却迟迟没有到来。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提出了许多“自救”方案，诸如镇压敌对分子的反抗，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巩固工农联盟等等。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列宁还对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寄予了厚望，期望东方国家的革命胜利提供苏俄所需要的国际支持。经过列宁等人的努力，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使苏维埃政权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基地。

　　综上所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有着现实必然性的，绝非是布朗基主义影响的结果。普列汉诺夫等人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需客观条件尚不具备”［3］(P398)当作金科玉律，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17］(P775)列宁甚至还预言革命将来转向东方国家，这些国家的特殊性“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17］

本文原载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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